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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央音｜赵惟俭：从专业到普及，躬耕中国小提琴教育沃土

信息来源：bv伟德国际体

　　赵惟俭简历：小提琴教育家，我院教授。1945年考入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幼年班，1950年随该院师生一起并入bv伟德国际体，先后在少年班（现附中）、管弦系学习。其间，曾于1953年随中国青年艺术团参加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1954年赴罗马尼亚齐普里安·波隆贝斯库音乐学院留学，1960年学成归国担任浙江美术学院油画训练班罗文翻译，1961年正式回bv伟德国际体任教。曾任管弦系副系主任、社会音乐教育部主任、bv伟德国际体考级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并兼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罗马尼亚友好协会理事等职务。曾多次赴美国、加拿大、罗马尼亚等国家进行演出、讲学和担任比赛评委，并曾在全国多个城市举办专题讲座。出版了《小提琴音阶教程》《交响乐队小提琴演奏员必备曲目》《bv伟德国际体小提琴考级教程》等近30本/套小提琴教程、曲集。

　　我于1935年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家人四处逃难，先到昆明，后居重庆。适逢战乱，父亲微薄的工资难以养活一家老小，便将排行老二的我送到重庆第三儿童教养院，因那里条件恶劣，又转到位于北碚的北泉慈幼院（院长为著名女教育家周之廉）。“北泉”的生活虽然有所改善，但每天依然需要辛苦劳作，如果不是命运眷顾，很难想像，我这样一个战时难童能够走上专业音乐道路。

　　命运选择我和“央音”相遇

　　记得有一天，慈幼院的老师突然召集我们正准备去抬煤的一个中队的同学（约60名），参加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招生考试。那时，我一点音乐知识都没有，只觉得从留声机的竹针下“飘”出来的《双音进行曲》（菲伯尔）太好听了；而考试的内容，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是美国音乐心理学家C.E.西肖尔于20世纪20年代编制的《音乐才能测试表》。考完以后，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在慈幼院生活、劳动，直到突然有一天老师通知我考上了，让我即刻去报到，才懵懵懂懂地意识到我的人生将会发生重大转变。

　　1945年秋的一个早上，我和景宗模等几位慈幼院难童，冒雨从北碚步行去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报到。我们是“音乐院”幼年班的首批学员，我的学号是6号。到达青木关时正好是中午，没想到这里的伙食这么丰盛：4菜一汤。另外，一周还打一次小牙祭有7个菜，月尾的大牙祭更有十几个菜。幼年班的生活标准在当时的公费学校中算是高的，但同时，学生的淘汰率也很高。

1945年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的校舍前，第一批部分学员合影，站立第一排右2为赵惟俭

　　应该说，能够与音乐结缘，是我一生的幸事。“音乐院”的校舍虽然简陋，但艺术氛围却很浓厚，每晚我们都在学哥学姐的琴声中入睡。在青木关，有两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件是1946年4月，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和她领导的中国民间舞蹈研究会成员，从西康省[1]藏族地区采风回来时访问了国立音乐院。为欢迎他们的到访，学生自治会在幼年班礼堂举办了民歌演唱会，会上有戴爱莲等人用藏族民间歌舞素材编演的舞蹈，音乐院同学为之编配合唱和管弦乐伴奏，演出之精彩让我都“看傻”了。另一件事是1946年3月，有着“布衣将军”之称的冯玉祥来院视察，我们幼年班同学给他表演了《满江红》（为当时的军歌）等节目，冯将军也登台演唱了《打柴歌》等多首歌曲。

1946年4月，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和中国民间舞蹈研究会成员到访国立音乐院

上图：联欢演出前的彩排，舞台上左1为戴爱莲

下图：联欢晚会节目单

1946年4月，戴爱莲（前排右5）和中国民间舞蹈研究会成员与国立音乐院参加联欢活动的演员、工作人员合影

　　1946年抗战胜利后，“音乐院”奉命从陪都复员南京，因校舍紧张，幼年班只能暂栖吴伯超院长的家乡江苏常州。我和通过筛选留下的50多名学员一起，乘坐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辗转宝鸡等地来到常州。我在青木关时的小提琴老师是张季时，到了常州以后，主要跟随彼杜什卡（奥）、阿德勒（德）等外籍教师学琴，同时还要上视唱、练耳、和声、合奏、欣赏等音乐基础课及国语、英语、算术等文化课。

1947年幼年班部分同学与外籍小提琴教师阿德勒合影。前排左4为赵惟俭

　　与相对闭塞的重庆青木关相比，常州的学习条件有所改善，但是社会环境依然复杂、动荡。到了快解放时，我们有一个叫白哲敏的同学经常偷偷收听新华社的广播。从中我们了解到，共产党是为老百姓谋幸福的，因此当常州解放（1949年4月23日）时，同学们都上街去欢迎解放军。之后我们还与三野文工团共同演出了《淮海战役组歌》（1949年5月），并与常州市学联举行联合大公演（1950年3月），也有一些年龄大一点的同学直接就参军了。

1950年3月10日，国立音乐院幼年班与常州市学联青年演唱团举行联合大公演后合影

　　1950年4月16日，我们常州幼年班师生共72人，来到当时在天津办学的bv伟德国际体。我被分在“少三班”，随韩里、范子肇等老师学习小提琴。

赵惟俭少年班毕业证书（1953.7）

　　与罗马尼亚结下深厚情谊

　　bv伟德国际体是新中国创建的第一所音乐学院，因此外国音乐家、文艺表演团体来中国演出交流，大都会把这所全国最高音乐学府列入访问行程。1952年秋罗马尼亚部队歌舞团来中国巡演，访问了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等11个城市，同时也到访了bv伟德国际体。虽然该团的表演以歌舞节目为主，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却是其中的一首小提琴独奏曲《云雀》。那明快欢腾的旋律，亮丽清悦的音色，充满激情的演奏，令人陶醉，使我不禁对这个东欧国家充满美好遐想。

1952年秋，罗马尼亚部队歌舞团来校访问演出，右图为马思聪（左1）、吕骥（左3）等校领导热情迎接来宾

　　也许人生就是由一个个偶然事件串联起来的，说不准某一次偶然的邂逅，在经意与不经意间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如果说当年考入国立音乐院幼年班，使我走上了专业音乐道路，那么这首《云雀》则像一棵种子，让我对罗马尼亚的情愫慢慢在心里生根发芽。在以后的岁月里，它一直是我的演出保留曲目，也延续了我一生的罗马尼亚情缘。

　　1953年6月的一天，我参加完少年班毕业演奏会（演奏的是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后不久，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让我和罗忻祖、李学全等7位同学一起，随中国青年艺术团赴罗马尼亚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我们一行400余人（歌舞团和杂技团）于7月上旬从北京出发，坐火车经莫斯科再转至基辅，历时近半个月才抵达布加勒斯特。在莫斯科，我们有短暂停留和休整，并在紧张排练的空余时间，参观了当地各具特色的地铁车站、艺术博物馆，欣赏了俄罗斯作曲家格林卡的著名歌剧《伊万·苏萨宁》。这些参访活动使团员们大开眼界，学习到许多新的知识。在布加勒斯特，我们被联欢节欢乐、祥和、友好的气氛所包围，各种演出、文艺比赛、体育竞赛、联欢活动丰富多彩，让人应接不暇。在此次联欢节上，我校学生李学全、罗忻祖分获长笛、声乐比赛一等奖、三等奖，另有来自上海的傅聪获得钢琴比赛三等奖。

　　参加“联欢节”是我第一次出国，而罗马尼亚也是我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原本以为这只是又一个“偶然”，没有想到的是，我后来与它的缘分却越结越深。1954年，我刚升入bv伟德国际体管弦系后不久，便接到参加公派留学选拔考试的通知。那是国家第一次向东欧国家派遣音乐专业留学生，一个国家一个名额。出国选拔除了要考音乐专业科目，还有文化考试和政审等环节，其中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令人一生难忘的事情”。当我看到这个题目时，立刻想起了一年前赴罗马尼亚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难忘经历。这篇充满真情实感的文章应该为我加分不少，使我最终从17位参加选拔的同学中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首位、也是当时唯一公派到罗马尼亚学习音乐的留学生。

　　1954年夏天，我和另外11位其他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一起抵达布加勒斯特。所有中国留学生首先要在巴洪大学文学系学习一年罗马尼亚语。而我的专业比较特殊，必须每天坚持练琴，于是通过大使馆的帮助，请布加勒斯特齐普里安·波隆贝斯库音乐学院的一位小提琴教授同时教我小提琴。这位老师教得非常认真、耐心，我当时的语言还不行，他便把自己的教学意图画在一个小本上，以帮助我更好理解。在这位老师的悉心教导下，我的琴艺有了快速进步，也正因如此，我后来才能够有幸成为该国公认的最优秀的小提琴教授之一阿瓦克杨的学生。阿瓦克杨教授的教学十分具有针对性，当他知道我将来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后，为我增加了教学观摩和教学实践等环节。他不仅让我观摩其上课，还推荐我到音乐学院附中代课，使我在小提琴教学法方面获益匪浅。

阿瓦克杨教授在为赵惟俭上课

　　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学习是非常苦的，并且我们的学习压力又很重，仅第一年就有苏共党史、罗马尼亚工人运动史、音响学、音乐史、俄语、民间音乐、乐理、视唱、钢琴等11门课程。除了要上好这些课，还得完成大量作业，并且挤出时间练习小提琴。紧张的学习，很少的睡眠，不规律的饮食，我的身体终于顶不住了，得了肠胃炎。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竟惊动了中、罗两国的外交部。一天，我国驻罗大使把我叫去谈话，说罗马尼亚外交部在一次约见大使时，提到了我生病的事情。虽然我的病情已有所好转，但大使一定要我住院治疗，说这是政治任务。而等我病愈出院后，大使又担心我吃不惯西餐，让我和另一名留学生一起在使馆就餐。

　　也许每一位那个年代的中国留学生都有很多难忘且感人的故事，我也同样如此。留学期间，我不仅感受到罗马尼亚老师、同学和中国大使馆、留学生等社会各界的关怀和友爱，还得到了“央音”同窗的无私帮助：时在苏联留学的黄晓和给我邮寄琴弦，王永新（从中央民族歌舞团派出）从捷克寄来我需要的乐谱。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我仍铭记着那些美好与温情。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1960年，我在罗马尼亚通过“国家考试”获得“音乐会独奏家”文凭后准备回母校任教（学校已为我安排13名学生），没想到去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报到时，对方称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聘请罗马尼亚著名油画家埃乌琴·博巴（Eugen Popa）及夫人吉娜·哈其乌（Gina Hagiu）开设培训班，正愁找不到罗文翻译，让我先去应急。我们那个年代的口号是：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二话不说，直接就去了杭州，直到第二年有人来顶替，才重新回到bv伟德国际体。

　　那时学校对我们这些归国留学生非常重视。记得1961年9月的一天，我接到时任副院长赵沨同志让我和吴天球、陶纯孝、包桂芳一起举行留学生汇报音乐会的通知。他们三人是刚结束留学毕业考试回国的，而我之前担任了一年的翻译工作，回校后又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练琴时间大大减少，要和他们一起开音乐会，难度不言而喻。但在学校的“任务”面前我不能退缩，只能抓紧一切时间练习。为了不吵到别人，我在练琴时把牙膏皮烧化后倒在一个弱音器的模子里做成一个大铅陀，放在琴码上。“bv伟德国际体留学生汇报音乐会”于1962年3月17日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我在其中演奏了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钢琴伴奏是中央乐团李宝琼）。音乐会举办的很成功，后来我们又在学校大礼堂加演了一场。韩里老师看后特意写信给我，对我的学习、工作成果以及舞台上出色的临场发挥予以肯定与表扬，令我倍受鼓舞。

　　我回国以后先是在附中小提琴学科任教，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才被调到大学工作，并担任了小提琴教研室主任和管弦系副系主任（1987年）等职务。从附中到管弦系，我从不挑学生，始终是教学工作量最多的主科老师之一，因为我认为有教无类，教学相长，好的教学是学生与老师相互成就、共同进步的良性循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们感受到音乐的魅力，通过自己的教学，让他们成为社会需要的合格音乐人才，就是作为教师的我最大的满足和幸福。

1982年附中25周年校庆，20年以上教龄的部分老教师合影，第三排右5为赵惟俭

　　原本以为，自己会在小提琴专业教学之路上一直走下去，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在我57岁时，又一个“偶然”为我开启了一段新的工作旅程。

赵惟俭教授在为业余小提琴学生进行辅导

　　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音乐普及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为了规范社会业余音乐教育，提高国民音乐素养，我院于1993年1月成立校外音乐考级委员会，由时任副院长王次炤策划并组织实施，聘请老院长赵沨为考级委员会主任，由我任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为了更好地开展此项工作，1995年学校又任命我为社会音乐教育部主任，主要负责非学历的业余音乐教育和校外音乐水平考级工作。

赵惟俭教授赴外地担任小提琴考级评委（摄于1995年8月）

　　从一名专业音乐教师到音乐普及教育工作者，于我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和考验。考级工作纷繁复杂，其中既包含行政性的管理工作，也有很多学术性的业务工作。从专业的设立，专家委员会的组成，到考试级别的划分，教材的编写，我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参考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考级，设立各项表演专业考级以外，我们还首创了音乐基础知识水平考试。而在上述工作中，最难的是编写教材。这其中涉及到了专业与业余的对接，曲目的艺术性、赏听性与技术含量的平衡，外国曲目与中国音乐元素的比例等诸多问题。有些专业我比较熟悉，有些专业（如电子琴、手风琴等）我也要去了解和学习。由于事务繁忙且要经常出差，我不得不放弃小提琴专业教学工作，很多人觉得可惜，但我不仅无怨无悔，反而还有着些许的成就感——我们以点带面，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